發布時間： 2026-05-18 11:17 來源：中國新聞網
當前，中國經濟正站在“十五五”規劃開篇布局與全球格局深度重塑的交匯點。向內看，超長期特別國債與“以舊換新”政策有效撬動內需，但消費動能變化、消費結構分化等現象值得關注；向外看，中國企業從“賣全球”邁向“立全球”的浪潮已不可逆，但仍需面對品牌溢價不足、本土化能力建設與地緣規則適應等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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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“破局與重塑”的新階段，中國經濟的內外“雙循環”具有怎樣的新邏輯？上周，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一場學者沙龍上，幾位年輕教授對此進行了深入討論。
“以舊換新”的分化與演進：效率、公平與未來轉型
2023年以來，中國居民消費率為37.2%，低于全球均值53.8%；儲蓄率則達到43.4%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釋放居民消費潛力、改善消費結構，成為政策設計的重要著力點。與此同時，家電、汽車、家具等耐用品消費增速放緩，2023年家電行業增速為3.5%，也使得耐用品更新成為促消費政策的重要切口。
因此自2024年起，我國政府通過超長期特別國債大規模推進的消費品“以舊換新”政策，成為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財政工具之一。
三年來，我國“以舊換新”政策如何演進？
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助理教授羅彌指出，2024年，消費品“以舊換新”投入1500億元，補貼范圍覆蓋8類家電，二級能效補貼15%、一級能效補貼20%，上限為2000元。2025年，資金規模翻倍至3000億元，家電擴至12類，并首次納入手機等3C產品，補貼比例為15%，上限為500元。2026年，資金規模調整為2500億元，另設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專項資金，家電補貼范圍縮至6類且僅補一級能效，3C產品則新增智能眼鏡。截至2026年5月初，政策已惠及超8600萬人次，帶動近6300億元銷售額。
“雖然政策本身沒有體現出傾向性，但不同平臺在政策響應上存在一定差異，從結果上看，自營模式與更適配地方社零統計規則的平臺更占優勢。”羅彌表示。
線下渠道同樣出現分化。蘇寧易購、紅星美凱龍等頭部零售商憑借資金實力獲得較多紅利；中小經銷商卻因墊資壓力大、返還不及時、線下流程繁瑣而被邊緣化。品牌端也出現“馬太效應”，高端品牌補貼后價格接近中端品牌，消費者傾向“向上選擇”。
從消費者端看，2025年，我國共有3.6億人次申領國補，帶動2.6萬億元銷售額。其中，手機占比高達70%，家電占54%；價格分布上，2001-6000元的中高價位合計占比超80%。這意味著，國補拉動的并非單純低價消費，而是帶動了中高價位商品的更新需求。
不過，政策覆蓋的均衡性仍有優化空間。羅彌指出，農村及低收入群體在參與過程中，可能面臨舊家電無法核驗、線下網點不足、數字鴻溝等問題，參與度相對較低。政策紅利在人群、區域、渠道之間的分布，還需要進一步提升。
隨著政策持續推進，耐用品消費的需求也在被提前釋放。中國銀行研究院推算顯示，2025年全年家電品類的財政乘數已從高位降至1.55，而通訊器材類的乘數仍約為家電的兩倍。羅彌認為，下一步，服務消費擴圍或成為新的方向。2025年下半年，中央首次提出“培養服務消費為新經濟增長點”。相較耐用品消費，服務消費復購性強、透支效應弱，勞動報酬占比也更高，服務業約為52%，制造業約為36%，更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長與消費結構優化。
在羅彌看來，當前“以舊換新”政策仍需處理好幾組關系：短期刺激與長期內生增長動力的銜接，政策退出機制的平滑設計，覆蓋面與公平性的進一步優化，渠道結構的協調發展，以及用戶體驗的持續改善。
“未來政策重心正從‘撬動消費’轉向‘重塑消費結構’，從耐用品向服務消費、從總量擴張向結構優化邁進。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、短期刺激與長期轉型，將決定中國財政消費政策的下一個十年走向。”羅彌說。
從“賣全球”到“立全球”：出海進入深水區
如果說“以舊換新”觀察的是中國經濟向內釋放消費潛力，那么品牌出海則對應著中國企業向外重塑競爭方式。
“不出海，就出局。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副教授王銳指出，這已不再只是一句口號，而是2025年中國制造業企業家群體中日益強烈的共識。基于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三十年的追蹤數據，她認為，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正在經歷從“賣全球”到“立全球”的戰略躍遷。這不僅是路徑升級，也是認知與能力的重構。
中國企業出海并非一蹴而就。1978年以來，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：以“三來一補”為主的封閉萌芽期，“走出去”戰略提出后的初步探索期，入世后的紅利爆發期，以及此后的戰略擴張期和2019年之后的韌性融合期。
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出海幾乎等同于‘賣貨’。”王銳表示。2008年數據顯示，超過九成企業仍以產品出口為主要方式，直接投資和并購占比微乎其微。隨著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推進和對外投資反超外資，中國企業開始追求價值鏈攀升，但品牌意識仍處于覺醒階段。
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19年之后。中美貿易摩擦、地緣政治變化與國內市場競爭加劇，使品牌出海從“錦上添花”變為“關乎生死”。2025年調查數據顯示，71.1%的企業已實施品牌出海戰略，制造業企業這一比例更高，達到88.9%；僅有12.7%的企業表示“沒打算實施國際化”。與此同時，建立海外營銷機構的企業比例從14.7%升至32.9%，研發機構也實現翻倍增長。越來越多企業不再滿足于代工貼牌，而是希望在全球市場建立自主品牌認知。
企業為什么選擇出海？王銳解釋，54.6%的企業將“避免內卷”作為主要動因，42.4%的企業表示利潤空間承壓。對不少企業而言，出海正在成為從“價格競爭”轉向“品牌競爭”的破局路徑。尤其是“專精特新”企業，57.8%選擇通過出海擺脫低價競爭，重構盈利模型。從區域選擇看，東南亞成為主戰場，55.4%的企業將其作為首選，66.2%的企業因關稅風險加速布局。
但從“賣全球”到“立全球”，并非易事。王銳表示，“賣全球”以產品出口為核心，依賴成本優勢與規模經濟，市場關系更多是單向輸出，也更容易受到關稅和匯率沖擊；“立全球”則更強調價值共創與生態位構建，依賴品牌溢價、技術創新和文化認同，具備更強的抗周期韌性與定價能力。
跨越這道門檻，中國企業首先要面對認知挑戰。長期以來，“中國貨”在海外消費者認知中與“便宜”標簽深度綁定，要轉變為“高品質、前沿技術”，需要持續而長期的品牌投入。“因此企業必須放棄‘一個產品打天下’的標準化思維，建立‘全球品牌架構+本地產品矩陣’，真正理解不同市場的文化語境。”王銳說。
更重要的是，要從短期套利轉向長期主義。王銳認為，品牌資產沉淀往往需要五到十年。與此同時，全球消費者尤其是Z世代，越來越重視品牌在氣候變化、社會公平、數據倫理等議題上的立場，單一的經濟邏輯已難以支撐品牌長期成長。
能力門檻同樣不低。企業需要構建“全球資源+本地決策”的分布式組織，提升全球本土化運營能力；跨文化品牌敘事也不只是翻譯廣告語，而是要讓本地文化力量參與品牌構建。供應鏈管理要從“效率優先”轉向“韌性優先”，企業還需要具備非市場戰略能力，學會處理政府關系、NGO等非市場力量。
王銳指出，在體量規模快速崛起的同時，與世界一流企業相比，我國企業在治理透明度、問責機制、跨文化領導力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。這些“軟實力”，正是品牌出海的關鍵著力點。
企業對政策的期待也在發生變化。過去更多是“要補貼”，如今則轉向“要規則、要信息、要安全”。財稅支持、審批簡化、合規指導、抱團出海和外交保護，成為企業家較為集中的訴求。調查中，49.7%的企業家仍相信未來會“越來越好”。這種認知韌性，也構成中國企業從“大”邁向“強”的內在動力。
王銳認為，品牌出海不是短跑，而是一場需要耐心、智慧與協作的馬拉松。從“賣全球”到“立全球”，中國企業正在進入品牌全球化運營的深水區。只有在認知上打破路徑依賴，在能力上構建體系，在戰略上真正扎根，中國品牌才可能在全球市場立得住、立得穩、立得久。
責任編輯：楊卉松
審 核：劉海龍
統 籌： 張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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